【编者按】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，近期美国加征关税之举，进一步加剧全球政经格局走势的不确定性。如何应对日益加大的不确定性？对于中国来说，重要举措之一就是持续扩大内需，努力把消费打造成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压舱石，更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。在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汪伟看来，大力提振消费不仅是稳增长的当务之急，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、构建“双循环”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命题，更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。以下是他在上海财经大学的演讲。
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“大力提振消费、提高投资效益，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”作为今年的首要任务。前不久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》，对如何大力提振消费作出具体安排。这一战略部署无疑是立足国内、放眼长远的战略之举，是增强我国经济发展主动性、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关键所在。消费为何重要？如何大力提振消费？今天的演讲，我围绕上述问题跟大家分享个人的一些思考。
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
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，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，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，其基础性作用不言而喻。作为国民经济循环的起点与终点，消费可以创造出新的投资和生产需要，促进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，提升供给质量；同时消费所带来的投资和就业机会可以反哺居民收入，进一步带动生产和消费，从而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。
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，当一个国家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后，中等收入人群增多，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层次不断提高，消费结构升级加快，消费率会逐渐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，消费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，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。
在需求侧，我们把消费、投资、出口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“三驾马车”。但长期以来，我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拉动，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偏低。数据显示，我国最终消费率自2000年的63.6%持续下滑至2023年的56.8%，与发达国家70%-80%的水平存在显著差距；居民消费率自2000年的48.6%降至2023年的39.1%，也远低于发达国家60%的水平。2024年，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4.5%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2.2个百分点，显著低于近十年来的平均水平，显示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未能充分发挥。
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看，全球经济增速中枢下移与地缘政治冲突交织，特朗普2.0冲击全球政治经济秩序，全球贸易战愈演愈烈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。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，全球贸易增速已从2024年的3.2%骤降至2025年一季度的0.8%，接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水平。我国出口依存度已从2006年35.4%的峰值回落至2023年的17.8%，外需增长动能衰减态势明显。从国内发展看，城镇化率突破66%后，房地产、基建等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，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3.1%，单位GDP投资强度较2010年下降28.3%。与此同时，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尚未完全激活，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8.8万亿元，但人均消费支出仅为3.6万元，不足美国的1/5。
因此，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多变、国内发展模式转型的背景下，大力提振消费不仅是稳增长的当务之急，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、构建“双循环”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命题，更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。
我国消费增长的潜力与战略机遇
大力提振消费不仅具有紧迫性，而且也具有可行性。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，消费增长具备以下潜力与战略机遇：
（一）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与消费升级浪潮
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扩张是消费升级的核心动力。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4亿人，占总人口28.6%，预计到2035年该群体将扩大至8亿人，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50%，这一进程将推动消费需求从“量”的增长转向“质”的提升。
服务消费的增长成为主要特征。2024年教育、医疗、文娱等服务消费占比提升至46.1%，预计2030年将突破60%。老龄化加速催生银发经济，2025年我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预计突破10万亿元。日本的经验表明，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8%时，医疗保健支出增速将长期维持在GDP增速的2倍以上。
绿色消费的革命性突破同样显著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从2020年的5.4%跃升至2024年的35%，我国在光伏、动力电池等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超过60%，产业优势正转化为消费端竞争力，形成“技术迭代—成本下降—消费普及”的正向循环。
数字消费的生态重构更具颠覆性。直播电商、即时零售等新业态，使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26.8%。2024年，抖音电商的商品交易总额约3.5万亿元，其“兴趣电商”模式通过算法精准匹配供需，将商品转化效率大幅提升，正在重塑全球零售业竞争规则。
（二）超大规模市场的纵深优势
我国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，通过多层次需求释放与创新协同，可以构建独特的消费扩张动力。地理空间上，地区间的消费梯度差异创造了持续迭代的市场纵深，中西部地区的特色产业借助新业态实现了高速增长，下沉市场消费从基础需求向品质化加速转型。
庞大人口基数与数据资源推动供需精准匹配，人工智能技术显著提升了传统行业效率，柔性制造体系加速技术商业化落地。超大规模需求倒逼产业链升级，本土企业凭借快速迭代能力在高端市场持续突破。政策层面通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降低要素流通成本，完善城乡流通网络，为消费扩容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。
我国国内市场的内生循环能力支撑产业突破技术瓶颈，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。超大规模市场如同生态体系，既通过需求分层消化产能，又以创新培育新增长极，形成抗周期波动的发展韧性。这种多层次、多维度的纵深优势，使我国消费需求在规模扩张中持续积累结构升级动能，为全球消费变革提供独特范式。
（三）经济转型的制度性红利
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、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，经济转型的制度性红利正在重塑消费增长的底层逻辑。通过系统性破除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体制机制障碍，形成供需高效匹配的新型制度环境。
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，形成支撑品质消费的“橄榄型”社会结构。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，推动3亿新市民加速融入现代消费体系，其文化娱乐、教育培训等服务型消费需求将持续释放。要素市场化改革可以打通技术、数据等创新要素向消费领域转化的通道，使个性化、智能化等新供给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变化。知识产权保护升级与市场准入优化则可以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，为文化IP、专利技术等轻资产开辟融资通道，加速供给端创新迭代，催生国潮品牌、原创设计等高质量供给。
不同于传统增长模式，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创新更注重激发微观主体内生动力。当企业创新门槛降低、居民消费能力增强，便容易形成“需求牵引供给、供给创造需求”的良性循环。这种以制度优势催化市场活力的路径，正在将中国超大规模人口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动能，推动消费增长从政策刺激转向制度性内生驱动。
大力提振消费的政策框架与战略选择
在看到潜力与优势的同时，我们也应该看到，由于收入分配不均、供需结构性错配、社会预期转弱、制度环境制约、城乡与区域发展失衡等原因，我国的消费潜力未能充分释放，仍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激发消费增长动能。为此，需要超越传统的需求刺激思维，将短中长期政策相结合，从消费信心修复、收入分配制度重构、社会保障体系完善、供给质量提升、发展模式转型与新循环体系重塑等维度实施系统性改革。
（一）短期政策：预期管理与经济循环修复
短期政策的核心在于打破“预期弱化—消费收缩—经济下行”的负向反馈机制，通过系统性政策框架提振消费信心，修复经济循环的流动性。这一阶段需构建以预期锚定为核心、民生保障为基底、资产价格稳定为支撑的三维干预体系。
在需求侧，政策的着力点在于构建社会安全网的韧性。通过制度性工具强化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定向支持，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与保障深度，尤其需关注新经济形态下的就业脆弱性。财税工具的运用应聚焦于消费补贴机制的精准化设计，通过数字化货币工具实现转移支付的高效穿透，同时通过结构性减税引导消费需求向战略性领域迁移，形成短期刺激与长期升级的协同效应。
供给侧的政策干预需聚焦资产价格的动态平衡。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需从单一价格管制转向系统性风险缓释，通过金融工具创新实现市场出清与预期稳定的动态均衡。资本市场的稳定性维护需强化逆周期调节机制，引入长期资本以平抑市场波动，防止资产价格超调对居民财富的侵蚀效应。此阶段的政策需体现“预期干预”的前瞻性，通过高频数据监测与信息透明化建设，构建市场主体的理性预期形成机制，将政策信号有效转化为经济行为的稳定锚。
（二）中期政策：结构性改革与制度重构
中期政策需突破制约消费潜力的深层制度约束，推动经济系统从“要素驱动”向“制度驱动”转型。这一阶段的改革应围绕收入分配体系调整、供给系统升级、市场空间整合三大维度展开，形成制度创新的乘数效应。
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需实现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协同优化。在初次分配层面，构建劳动报酬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机制；在再分配层面，要强化税收体系的调节功能，完善资本利得税制设计，建立覆盖财产性收入、遗产赠与等领域的累进税系，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精准化重塑社会财富流动格局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构建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的培育机制，通过教育、职业发展、创业等途径，推动低收入群体通过能力提升进入中等收入阶层，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。
供给体系的升级需实现需求牵引与供给创造的良性循环。在微观层面，构建以消费者为主导的供给响应机制，通过需求信号传导倒逼生产系统柔性化改造；在宏观层面，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，重点突破制约消费升级的技术瓶颈与制度壁垒。服务供给领域的改革需破除行政性垄断，通过市场化竞争激发供给主体活力，同时建立服务质量认证体系与追溯机制，破解服务消费的“柠檬市场”（信息不对称）困境。
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需突破空间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。通过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激活城乡消费潜力，构建跨区域的消费基础设施网络，推动形成多层次、梯度化的消费空间格局。制度创新的重点在于破解地方保护主义，通过财税体制重构激励地方政府从“分割竞争”转向“协同发展”，在统一大市场框架下培育区域特色消费增长极。
（三）长期战略：发展模式转型与新循环体系重塑
长期政策需推动经济系统从“重生产轻消费”向“重消费与人的发展”转型，构建以人的全面发展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导向的新型发展模式。这一转型包含三大战略维度：人力资本积累、消费和生态协同与新循环体系重塑。
人力资本积累是消费驱动的根本支撑。人力资本投资驱动消费增长的核心逻辑在于，通过提升劳动力质量构建“能力—收入—消费”传导机制。政策设计需优化公共教育投入机制，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能力培养体系，将教育投资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。建立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动态衔接机制，通过税收优惠引导企业加大在职培训投入，强化劳动者技能更新的政策保障。重点发展数字素养教育等新型人力资本形态，通过“投资于人”的制度创新激活人口质量红利，形成人力资本积累与消费升级的双向赋能。
实现消费增长与生态文明的协同发展，需构建制度与技术双重驱动体系。制度层面应建立绿色消费激励框架，通过碳账户、绿色信用评级等工具将生态成本内化为消费决策要素，引导生产端与消费端共担环境责任。技术层面需深化数字技术与消费场景融合，培育虚实交互、绿色低碳的新消费形态，以技术创新提升消费品质与资源利用效率。同步推进绿色标准认证体系与数据要素市场建设，使制度约束转化为创新动能、技术优势升级为消费势能。
通过制度型开放构建国内需求引领的新循环体系。我国要通过制度型开放努力从规则接受者转向制定者，提升在数字贸易、绿色认证等国际标准制定上的话语权，将文化消费等中国方案融入国际框架，把市场优势转化为规则话语权。制度型开放举措如跨境隐私保护、数字服务互认等创新规则，既吸引全球优质资源使消费者共享技术红利，又倒逼国内产业升级，推动数字产品、数据治理等供给体系提质增效，通过优质供给创造消费需求。以这种双向作用机制，最终构建起以国内需求引领全球供给的新循环体系。
最后，我想强调一点。大力提振消费，本质上是经济系统的深层变革，因此，短期、中期、长期政策的实施需遵循“动态衔接、系统集成”的原则。预期管理为结构性改革创造缓冲空间，制度重构为发展模式转型奠定基础，而模式转型则为政策迭代提供方向指引。在此过程中，需警惕政策工具的碎片化风险，通过跨部门协同机制与政策评估体系的完善，确保各项改革形成合力。
更为重要的是，消费政策的制定需超越传统经济政策的工具理性，将其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框架中加以审视。消费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，更是社会价值重塑的载体。通过消费领域的制度创新，可同步实现经济效率提升、社会公平增进、文化价值引领等多重目标，最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消费文明新形态。这一进程既是对西方消费主义模式的超越，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发展。
【思想者小传】
汪伟，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、校学术委员会委员、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创新团队首席专家、城乡消费与人口研究中心主任。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会长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。（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）
原标题：《思想者 | 汪伟：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，大力提振消费是当务之急也是战略选择》
栏目主编：王珍 文字编辑：王珍 题图来源：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：徐佳敏 编辑邮箱：shhgcsxh@163.com
来源：作者：汪伟
